沒有回頭的人生，只有踉蹌的進步
　　
　　12年前，我大學畢業在一個縣城生活，馬路上的汽油味一直飄入我租住的9樓的小窗口。那時，我每個月收入1000元，房租每月300元，房東還在電表上做了手腳，把他的用電也算成了我的用電。2年后，我離開，再也沒有邁進過那里半步。
　　
　　但從此，我對任何陌生人都不夠信任。這讓我在很長一段時間，在火車上也不跟對面或旁邊的人交談。我們無非是販夫走卒，在粗糲的現實里追尋理想，生存的艱難不必過分渲染。
　　
　　2007年，我去上海，精明務實的上海人，金碧輝煌的酒店，精英、白領與名牌大學生，這讓我膽怯如蟲。在匯入人流、車流之中時，我莫名恐懼，目光不敢在四周多停留，雙手拳頭攥緊如鹵過的佛手瓜。我找到了復旦大學醫院附近的賓館，只要15元一晚，24小時熱水，干凈、潔白的床單，陽光在百葉窗上調皮地躍動。這四人間，只住了我和一位大連阿姨。
　　
　　大連阿姨短發蜷曲，身材豐腴，眼睛很大，穿著一件碎花襯衫，拎著破舊的行李包。讓我感到奇怪的是，她30多歲了，但是沒有生孩子，說話聲音帶著軟糯，不像北方人。我更疑惑的是，她一個人旅行，從大連到濟南到煙臺到青島到南京到揚州到蘇州，最后到上海。莫非她離婚了，還是身患絕癥？不然怎么會那般不管不顧地漂泊輾轉呢？
　　
　　旁邊的醫院飄來來蘇水的味道。我什么也沒說，也沒問。那時候我考的是復旦大學新聞學專業的碩士，想成為一名記者。大連阿姨卻打開了話匣子，她跟我說蘇州園林、虎跑泉，跟我說她父親是大連外國語學院的教授，說她就是喜歡在路上的感覺。她的善解人意，消除了我的所有戒備心。我跟她說我的如絕癥般的感情，還有原生家庭的傷痛，我跟她說我受的騙、上的當，我跟她說我的理想，我的疾病，我的失敗，我的自殘。大連阿姨耐心地傾聽，不時地安慰我。
　　
　　那時候，內向的我，把心事封存在泡菜壇子里，從來把自己密封得嚴實，臭不可聞。20歲出頭的我不喜歡做中學老師，不喜歡打開房門看書，不喜歡拉開窗簾辦公，甚至不喜歡當著學生的面去食堂打飯，有太多的不喜歡。我不知道那時候的自己到底怎么了，那些曾經看來很羞怯恥辱的事，現在看來只是平常。也許一層層剝去洋蔥，一次次流淚之后，人才會變得堅強。
　　
　　12年前的我像一顆洋蔥，說出那些心中快要腐爛的心事的時候，我還是有些擔心，大連阿姨卻說：“閨女，別害怕，這世上沒有那么多壞人。你只是正在經歷你成長的殘酷，會過去的。”
　　
　　上海有著無數花開的繁華，反正我也要離開，就讓那些心事凋零在上海吧。我沒有問大連阿姨的電話。11點半，可以吃中飯了，大連阿姨拉著我，去了藏在法國梧桐樹深處的三元五菜一湯的職工食堂。吃完了飯，金黃的陽光灑滿了楊樹浦區的每一條街，大連阿姨送我到公交車站臺，等我上了公交車以后，她還久久地佇立在站臺，朝我揮手，好像依依不舍的老朋友。
　　
　　那一刻，我的眼淚奪眶而出。世間有的鹽灑在了淚水中，有的鹽鋪在了橋面上，每個人都不可能完全被其他人理解，尤其是涉及到往事殘缺的那一部分，難以修復。但是總會遇到幾個人，他們在路上幫你找回自己。
　　
　　后來，我再也沒有見到大連阿姨。大連在俄語中是遠方的意思，與英語“Darling”諧音，這樣的一座親愛的遠方城市，我從來沒有去過。但我知道我認識的大連阿姨，她一定在靠海的某個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