見到許伯威先生時，他已經七十歲了。這位國內頂尖的理論物理學家，在校方的邀請下重新出山，給我們這些本科生上量子力學。
　　
　　許先生一頭白發，總是穿一件灰色的夾克衫，樸素干凈；夏天則是灰色短袖襯衫。量子力學是物理系學生公認最難的課程。許先生講課不用投影儀，不用幻燈機，堅持寫板書。從普朗克到薛定諤，從海森堡到狄拉克，涉及無數抽象的演繹與推導。許先生每次上課都密密麻麻地寫滿四大塊黑板，擦掉，再寫滿。邏輯清晰，一絲不亂。
　　
　　被問起緣何選擇研究量子理論，許先生笑言，當年他在南開大學讀研究生時，學校組織批判“資產階級學術理論”，分配給許先生的任務是批判狄拉克的量子學說。
　　
　　動亂中，這卻是一個難得的可以靜心讀書的機會。許先生借“批判”之名，系統鉆研了狄拉克的理論，大為嘆服，從此與量子結緣，矢志不渝。
　　
　　1970年，“東方紅一號”衛星上天時，先生正在甘肅農村勞動。他身邊沒有任何資料，硬是從牛頓定律出發，推導出整個力學體系，進而計算出“東方紅一號”衛星的軌道參數。與官方公布的數據比較，幾乎絲毫不差。
　　
　　許先生說：“當時那種喜悅之情，溢于言表；回頭想，多少歲月蹉跎，情何以堪。”
　　
　　許先生給我們上課的那個學期，正值“本科教學評估專家組”前來視察，學校極為重視。
　　
　　系里召開大會，反復教導我們，萬一遇上專家私訪，該如何作答。
　　
　　此外，為展示我校學子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，各宿舍攤派一人，每天早上六點鐘去體育館打乒乓球。
　　
　　教務處也不閑著，派出人手在各教學樓蹲守，專抓那些遲到、早退等“學風不正”的學生。抓到就記過，取消獎學金及保研資格。
　　
　　一時間人心惶惶。
　　
　　那天上午，許先生正上著課，一位教務處的領導沖進教室，揪住一個正趴著睡覺的學生，要記他的名。
　　
　　我聽見許先生的聲音：“請你出去。”
　　
　　領導愣了：“我在給你整頓課堂紀律呢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么，請你尊重我的課堂。”許先生頓了頓，一個字一個字地說，“我不希望學生上課睡覺，但我捍衛他們睡覺的權利。現在，請你出去。”
　　
　　領導臉憋得通紅，猶豫了一下，怏怏地走了。
　　
　　課堂里掌聲雷動，經久不息。
　　
　　今天想起這段話，我依然抑制不住熱淚滾滾。沒錯，我就是那個上課睡覺的本科生。
　　
　　從那天起，我沒在許先生的課上開過一分鐘小差。期末成績九十八分，是我本科四年的最高分。
　　
　　我們是許先生教的最后一屆學生。一年后，我直升本校研究生，后來又讀了博，成為一名高校教師。
　　
　　在我的課上，我堅持不點名。我對每一屆學生說著許先生的話：“我不希望你們翹課，但我捍衛你們翹課的權利。”
　　
　　2007年4月29日，許先生因病去世。按先生遺愿，喪事從簡，謝絕吊唁。噩耗傳來，很多老師和學生哭了。
　　
　　記得有一節課，講到電子軌道的角動量，先生仿佛在無意中談及生死——一個人的生死，對宇宙而言，真的不算什么。總質量守恒，總能量守恒，角動量守恒。生命不過是一個熵減到熵增的過程。始于塵土，終于塵土。
　　
　　我不知道，一個生命對于另一個生命，究竟意味著什么。是一個粒子轟擊另一個粒子，一個波經過另一個波，抑或是一個量子態糾纏著另一個量子態？我只知道，在那樣一個時刻，有一個人、一句話擊中了我，照亮了我，改變了我前行的方向。
　　
　　永遠懷念您，許先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