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7年1月29日晚，在三里河南沙溝楊絳先生的家中，我第一次和先生見面。保姆開門后，先生親自迎我至客廳門口。她身穿圓領黑毛衣、銹紅色薄羽絨背心、藏藍色西褲，腳上是一塵不染的黑皮鞋。她的一頭銀發整齊地攏在耳后，皮膚是近于透明的細膩、潔凈，實在不像近百歲的老人。她一身的新鮮氣，笑著看我。我有點拿不準地問：“我該怎么稱呼您呢？楊絳先生？楊絳奶奶？楊絳媽媽……”只聽楊絳先生略帶頑皮地答道：“何不就叫楊絳姐姐？”我自然不敢，但那份放松的歡悅已在心中。我和楊絳先生一同笑起來，“笑得很樂”——這是楊絳先生在散文里最喜歡用的一個文案。
　　
　　那一晚，楊絳先生樸素的客廳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未經裝修的水泥地面、四白落地的墻壁、靠窗一張寬大的舊書桌，桌上堆滿文稿、信函、辭典。沿墻放著罩著卡其色布套的舊沙發，通常客人會被讓在這沙發上，楊絳則坐上旁邊一把更舊的軟椅。我仰頭看看天花板，在靠近日光燈的地方，有幾個手印非常醒目。楊絳先生告訴我，那是她的手印。70多歲時，她還經常將兩只凳子摞在一起，然后演雜技似的蹬到上面換燈管。那些手印就是換燈管時，手扶天花板留下的。楊絳說，她是家里的修理工，并不像從前有些人認為的，是“涂脂抹粉的人”。“至今我連陪嫁都沒有呢。”楊絳先生笑談。后來，我在一次接受媒體采訪時，描述過那些黑手印。楊絳先生讀了那篇文章說：“鐵凝，你只有一個地方講得不對，那不是黑手印，是白手印。”我趕緊仰頭再看，果然是白手印啊。歲月已為天花板蒙上一層薄灰，手一摸便成白的了。而我卻想當然地認定，人在勞動時留下的手印必是黑的，盡管在那晚，我明明仰望過先生家客廳的天花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