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很多人眼里，忍耐是一種崇高的德行。有句俗語說：“小不忍則亂大謀。”可見忍耐是有目的性的。
　　
　　在一個大家庭中，親人間的謙讓容忍是最為顯見的。唐代宰相張公藝以九代同居為世所艷羨。一日，唐高宗因事登泰山，臨幸其居，問其所以能維持和睦之理，公藝索一紙一筆，書“忍”字百余為對，天子為之流涕，賜縑帛而去。
　　
　　于是便有了“百忍成金”這樣的成語。人不是獨立的個體，只要生活在社會關系中，就會明了忍耐為什么是一種崇高的德行。
　　
　　人的忍耐力不是先天就有的，而是取決于一個人后天處于什么樣的社會環境。一位英國母親臨終時對兒子說：“仰昂你的頭顱，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問話。”但就我國而言，兒女出門，長輩總是千叮萬囑地告誡：“少管閑事，切莫往人多的地方湊。”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叮囑？因為在這些長輩看來，只有模棱兩可、冷淡消極的態度最為穩妥安全。兩種囑托，兩樣人生，不言而明。
　　
　　林語堂說：“一個人過于冒險獨進，其險惡征兆常似可以預知的。”于是，相當一部分人在忍耐后的冷淡中變得圓熟，變得看似聰明乖巧，有很強的適應性了。
　　
　　忍耐后的冷淡成為個人“適生”的甲殼，魏晉時期的人文狀況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。那個時期，智識階層對國事漠不關心，意氣消沉，文人學士間流行一種風氣，縱酒狂醉，抱膝清談，迷信道家神仙之說，追求不死之藥。有學者遁入山林，自筑泥屋，不設門戶，飲食辟一窗口而授入，如此以迄于死。或則佯作樵夫，有事則長嘯以招其親友。
　　
　　竹林七賢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個群體，詩人之一劉伶，能飲酒累月而不醉，常乘鹿車，攜一壺酒，使人荷鍤而隨之，曰：“死便埋我。”當時人民不以為忤，且稱之為智達。那時所有文人，流風所披，或則極端粗野，或則極端荒淫，或則極端超俗。另一詩人阮咸，嘗與婢女私通，一日方至友人處宴飲，賓客滿座，其妻即于此時伺隙遣此婢女去，咸聞之，索騎追蹤，載與俱歸，不避賓客，可謂放誕。而當時受社會歡迎的大抵就是這樣的人。大眾以他們為偶像，猶如小王八以大王八之厚甲殼為崇拜對象。
　　
　　一個人，經歷了許多人生況味，最有可能變得實際、冷淡。一如寒山曾問拾得：“世間有人謗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輕我、賤我、惡我、騙我，如何處治乎？”拾得云：“只是忍他、讓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、不要理他，再待幾年，你且看他。”
　　
　　這正如“三十六計，走為上”“乖人不吃眼前虧”“退一步著想”“負一子而勝全局”的態度。這種態度，說明執著追求的精神消磨殆盡，剩下的，自然是所謂的圓熟。用林語堂的話說，是“老猾俏皮”。正是這種圓熟，阻遏了思想和行動的活躍性。
　　
　　這忍耐后的冷淡，冷淡后的圓熟，這王八的甲殼，時深日久，讓人失去的，是思維的敏銳性與行動的推進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