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個未經打磨的歌手，這本是個讓人絕望的職業，但我也許是積了若干輩子的善，導致我跌跌撞撞唱了兩三年，居然能靠它生存下去。在我多年前開始自學彈吉他的時候，賣唱為生簡直就是天方夜譚。因為人們早已把“音樂免費”當作是理所當然，如果下載一首歌需要花哪怕只是一塊錢，大概都會有不少于九位數的人出來反對。
　　
　　我有一位名喚“光爺”的兄弟，認識他那年我十六七歲，正在準備學校的新年演出。一日，我龜縮在學校體育器材室里彈琴排練，只見一身材不弱于我的壯漢，穿著校服，提著半瓶二鍋頭欣喜而來，二話不說，搶下吉他就高歌一曲，水平之差空前絕后——簡直和我不相上下。此人便是光爺，在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里，我倆一直混在一起。
　　
　　我從小就很偏激很極端，并且喜歡到處吹噓我的偏激和極端思想，光爺是我遇到的第一個同道中人。兩個極端的人碰到一起是挺可怕的，這導致高考時我倆語文成績分列年級前二，數學成績同屬倒數五名內，實在讓人大跌眼鏡。
　　
　　多年后，我背著吉他在大街上偶遇中學時的政教主任老柴，談笑片刻，我拉著他在路邊小飯館吃了頓飯，我們像老友般攀談。當晚，我就把光爺從遠在順義的地鐵施工現場叫了出來。那時候，他正一邊忙著工作上的各類應酬，一邊準備著結婚的事。于是，某隆冬積雪之日，夜里兩點半，兩個喝醉的青年，每人一手捧著一罐熱乎乎的“牛奶仔”飲料，一手捏著一根能剝開吃的橙色冰棍，坐在北四環邊兒的馬路牙子上，非要等著看日出。據后來回憶，我二人當時達成的共識是：光明就在今日。
　　
　　那是我們中學畢業之后罕見的幾次見面之一。從前我們都是專走“邪門歪道”的人，如今，我奮不顧身地把邪門歪道發展成了職業，他卻把邪門歪道深藏心中，每天指揮工人修地鐵。可我總覺得我是大愚若智，他才是大智若愚，因為，這些邪門歪道居然有著一個那么好聽、那么光明的名字：理想。
　　
　　說實話，中學時的所謂理想，我剛上大學就給忘干凈了。在我看來，所謂成功者，便是從大學里出淤泥而不染的人。我在大學這個“泥潭”里樂不思蜀了一年之久，直到在后海酒吧遇見任東。
　　
　　那日我閑逛后海，被酒吧街一路的惡俗歌曲搞得頭昏腦漲，卻突然雙耳一澈，聽到有人在唱李志的歌，便欣然入座，坐定又聽他唱了幾首。很快，我那潛藏已久的歌手夢又膨脹起來，堅決地掏出20塊錢，要求自己唱一首。當晚，我和這個叫任東的歌手在燒烤攤唱到次日早晨，幾天后他打來電話，想讓我做他小型專場演出的嘉賓。
　　
　　演出那天晚上，我戰戰兢兢地唱了幾首自己的歌，散場時卻被酒吧老板叫住，由此定下了我平生第一次個人專場演出的事。
　　
　　我在北京的各類場所唱了一年，結識了馬頔、堯十三等摯友，開始幻想著也許唱歌真的能養活自己，偏執狂也應該有春天。
　　
　　又過了一年，當我和摩登天空簽約時，我又想起了光爺，更確切地說，是想起了沒能把邪門歪道發揚光大的人們。我開始錄制我的第一張專輯，并每天都被制作人、錄音師和樂手們的各種奇妙想法和專業精神所震驚，也第一次無比真誠地學習起來。我知道我餓了很久，太需要這些營養補給。
　　
　　我一直想給光爺打個電話，約這廝出來小酌，最終還是怕他心中的邪門歪道蠢蠢欲動，搞得他無限憂郁，所以沒有打過去。剛才我撥通他的電話，跟他說我寫了一篇文章，里面寫了他，把他半夜一邊撒酒瘋一邊喝“牛奶仔”的故事寫了進去，并戲言：“你可別告我侵犯你的什么什么權啊。”光爺明顯是在飯局上，有領導在身旁，便用他不敢以私廢公的語氣教導我：“小宋啊，那叫名譽權，做人要懂法啊！”